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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留居洛桑的最后三年里，可以说我是认真踏实求学而取得成绩的；不过我总想特别认定一七五五年的后八个月是我异常用功和飞速进步的一段时间。
我采取了一种非常好的方法，练习法文与拉丁文的互译。由于我自己的成功，我愿意介绍这个方法供学习外文的人仿效。我选了某些古典作家，如西塞罗和韦尔托，(1)其文笔的纯净与优美，是最为世人所赞赏的。比方说，我拿西塞罗一封信译成法文，译后将它放在一旁，等到我把原文的词句全都忘记了，再将我的法文译本尽我所能译成拉丁文。于是拿我的蹩脚译文同这位罗马演说家的平易、文雅、恰当的句子逐句对照。我也取韦尔托《罗马共和国变革史》的几页作了同样的试验。我将这几页的法文译成拉丁文，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返译成我自己的法文，再拿译本与原文细细比观其同异。我逐渐地减少羞愧，逐渐地对自己增添满意。我坚持这种来回翻译的练习，写满好几本练习簿，直到我懂得了两种语言的用法特点，并且掌握了至少一种正格的文体。在进行这种有效的写作练习的同时，以及练习之后，我又以耽读最优秀作家的作品而获得更大的悦乐。
精读罗马古典作品，对我既是练习又是报偿。米德尔顿博士的《西塞罗传》，当时我是超过它的真实价值而欣赏它的，此书自然地引导我去阅读西塞罗的著作。西塞罗文集最完美的版本，一是奥利弗编的，可以装饰有钱人家的书架；二是欧内斯蒂编的，应当放置在博学之士的书桌上，这些本子我都无力买到。为阅读常见的西塞罗的书信，我用的是罗斯主教的英文注释本。我所用的全集本子，是韦尔布格斯所编的对开本两大卷，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不分轩轾地选录有各家的注释。我勤奋、愉快地阅读了全部书信，全部演说文章，以及关于修辞学和哲学的最重要的论文。我一边阅读，一边赞赏昆体良的话，就是他说的，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从阅读这位罗马演说家所得的称心之处，判断自己长于什么。我欣赏了语言的优美，我呼吸到自由精神，我又从他的告诫与示范中感受到作为一个男子汉在公私两个方面的意义。从拉丁文读到的西塞罗，从希腊文读到的色诺芬，确实是我首先要向文科学生推荐的两位古代人物；不仅因为他们在风格上和情操上的优点，还因为他们有许多高明的教训可以应用于公私生活上几乎任何一种处境。西塞罗的《书简集》特别可以作为各种书信体裁的范本，从随意吐露柔情和友谊到慎重宣说合理而庄严的愤恨。
在读毕这位集辩才与理智于一身的伟大作家之后，我订了个较广泛的再次学习拉丁文古典著作的计划，分为四大项目：（1）历史家，（2）诗人，（3）演说家，（4）哲学家，以年代先后为序，上起普拉图斯和萨拉斯特(2)的时代，下讫罗马语言和帝国的衰落。我在留居洛桑的最后二十七个月（一七五六年一月至一七五八年四月）中，差不多将这个计划执行完成了。此番重新学习，尽管进行快速，却也没有草率或浮浅的弊病。我耽迷于第二遍、甚至第三遍细读德伦斯、维吉尔、贺拉斯、塔西佗等人的著作，用心吸取最投合于我自身的思想和精神。我从不放过一段难懂的或舛错的文字，一定要从可能获得解释的各个方面进行探索：虽然时常失望，但我总是查到了最渊博或最有才能的注释者的。在热烈的探索活动中，我从广大范围上接触到了历史性的和批评性的学问。我对每一本书所作的摘记，都是用法文写的。我的阅读心得往往按照各别的内容写成若干短篇论文。现在我还可以不带一点愧色地读到我的一篇用八页对开纸写的关于维吉尔《农事诗集》第四卷的八行诗句（287——294行）的评论文章。
我的朋友德韦尔登先生以同样的热情参加这个读书活动，不过没有同样的毅力。这位先生的名字，以后还将时常提到。我对他，每逢有一种思想，写一篇文章，都是立即就告诉他的；我和他，对我们共同研究的题目，一起享受了自由谈论的好处。
可是一个天生好奇心极强的人，不大可能在长时间接触拉丁文古典作家的情况下，不想了解他们奉为典范、十分热烈地主张加以研究和模仿的那些富有创造才能的希腊作家。
到这时候，我才懊悔早年因为疾病或懒散，或随意读书而浪费了光阴；我才认为过去老师们所用的方法不适当，他们最初教授母语的时候，是可以很顺当、很清楚地讲到某一个派生词的来源及其变化过程的。我在十九岁时决意弥补这个缺陷，而帕维雅先生教我希腊文字母、文法以及按照法语声调的读音，正好为我铺平了入门的道路。根据我的恳切要求，我们毅然开始阅读《伊利亚特》。我很高兴地看到了荷马的真实形象，因为我早就从英译本中崇拜他了，尽管我所见的形象不大清楚，而且是透过一副眼镜看到的。到了老师让我自己学习的时候，我读通了大约半本《伊利亚特》。以后我又独自解通了色诺芬和希罗多德的很大一部分著作。可是，由于缺乏帮助和竞争，我的热情渐渐冷了下来，于是我就丢开了查词典的枯燥工作，重又自由而亲切地跟维吉尔和塔西佗进行接触。不过在我留居洛桑期间，我对希腊文已经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到了合适的时候，我就能从事希腊文学的研究了。
我父亲根据他认为数学这种抽象性学科很有用处的盲目想法，一直希望我，甚至迫使我，分出一部分时间认真学习数学，我也不能拒不接受这样一个极为合理的愿望。有两个冬天，我往特雷托伦先生家里上数学课。他给我讲了代数和几何的初步知识，讲到了教科书上的圆锥曲线。他对我的勤奋和进步似乎感到满意。
可是由于我在儿童时代喜欢数字和计算的倾向这时完全消失了，所以我只满足于被动地听取我那老师的讲课，而没有主动地运用我自己的智力。一经懂得那些原理，我就永远放弃了对数学的探索。如今我也并不后悔我在自己的心灵尚未被严格求证的习惯硬化之前，停止了严重损害那些感受道德事例的细致感情的学习，因为这类感情，不管怎么说，都是必然决定我们一生的行动与主张的。
我怀着较大的兴味听取学习自然法则和各国概况的建议，那是在洛桑高等学校由一位略有一点学问和名望的教授维卡先生所教的课。然而我没有前往听他的公开或不公开的讲授，而是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阅读他的老师们的著作，自己进行琢磨。我毫不厌烦地从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3)的著作中研究人的义务，公民的权利，公道正义的学说（可惜只是学说！），以及有关和平与战争的法律，这种种对于现代欧洲的实际生活是发生了若干影响的。他们两位著作的注释者巴贝拉，以其高明的见识减少了我的查考之劳。洛克的《政府论》教与我辉格党政治原则的知识，这些原则是以理智而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不过我喜欢不时阅读孟德斯鸠的文章，他那雄健的笔力和大胆的假设，具有巨大的力量，足以唤醒并激起时代精神。德克鲁扎的理论已为我研究他的老师洛克和他的敌手培尔做了准备。对于一个青年学者的好奇心理来说，洛克可以用作马鞍，培尔可以用作靴刺。按照他们两人有关著作的性质，以及两人的信从者的立论与反驳，我细心地通读了洛克的《人类理解力论》，又随时查阅了培尔的《历史批判词典》中那些最有关系的篇章。
在我的理智发展的孩提时期，我阅读了洛克的那本最严肃最重要的《政府论》。到了我的成熟时期，极微小的写作成就也可以激起我的兴趣或评判，我不止一次被一本小说引入一系列深刻而有益的思考。可是我不能不特别提及三本书，因为它们可能间接地影响到我之成为罗马帝国历史的写作者。
（1）从帕斯卡(4)的《致外省人书》，我学会了用严肃而又稳健的反话作武器，即使在论及宗教庄严性的题目上也用到它。这本书我几乎每年都读一遍，每读一遍都得到新的乐趣。
（2）布勒特里修道院院长的《尤里安传记》最先使我了解尤里安(5)这个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因此我高兴地重新发现我那关于阻止重建耶路撒冷神庙的奇迹是否真实的第一篇文章的价值。
（3）从贾恩诺尼(6)的《那不勒斯世俗史》中，我用批判眼光观察到祭司权力的演进和滥用，以及意大利在黑暗时代的革新运动。
当时我审慎地进行这种多方面的阅读，按照洛克先生的箴言和范例，将所读的内容摘录到一本普通的大本子里。不过我并不热心将这办法介绍给别人。笔的动作，无疑可以把一种思想印在纸上同时也印在心坎里；但我非常怀疑，从这种费功夫的方法所得的好处，是否抵得过时间的损失。同时我还一定要赞同约翰逊博士所说的话（见《懒散者》第七十四期）：“读两遍的结果，通常比抄一遍记得较多。”
整整两年，我固定地住在洛桑，中间是否曾作一天或一个星期像小孩子那样的旅行，现在我记不起来了。但到了第三个夏天终了时，我父亲允许我同帕维雅一起在瑞士境内旅游：我们一个月的短期外出（一七五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二十日），是对我的勤奋学习所给予的一点奖赏和休息。寻求大自然的雄伟美景的外国旅行家，这时还没有将攀登高山和考察冰川的时髦行动介绍进来。可是瑞士的政治面貌，却因受到那么许多不同的共和政体在形式上和精神上的影响而有所变化，从少数人时刻提防的统治变到多数人无所拘束的自由了。我怀着愉快心情思考着人类和社会风俗的新的前景；不过要是我能懂得德语像懂得法语一样，我就可以跟当地居民进行更随便更有益的交谈。我们游历了瑞士的多数主要城市：纳夫夏特尔、比安、索勒尔、阿劳、巴登、苏黎世、巴塞尔和伯尔尼。每到一处地方，我们观光了教堂、武器库、图书馆，访问了所有最出名的人物。回来以后，我将旅中所写的笔记归纳成一份十四五张纸页的法文日记，寄与我父亲，用以证明我没有浪费我的时间和他的金钱。
要是我能在他的文书堆里找到那份日记，我大概少不得要选录它几段；不过我不想将那些记在心上的事情写成文字，只说一下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的那个特别的地方，也许就够了。我们从苏黎世前行，到了安西特伦镇的本笃会修道院，就是人们一般叫做圣母修道院的。在欧洲最穷苦的角落，大量展示出许多财宝，使我大为惊奇；在深山密林的蛮荒背景中，出现了一座仿佛是凭什么魔法建造起来的宫殿，而它确实是凭借强大的宗教魔法建造起来的。祭坛前匍伏着一大群行脚僧和普通信徒。圣母的称号和对圣母的膜拜，引起了我的愤慨；这种没有一点遮盖的迷信形象，又向我提示了要求改革教会的最迫切的理由。
这次旅行之后大约两年，我在日内瓦度过了一个月愉快而有益的日子。不过这一个月的外出，以及几次在沃州地区的短时间访问，实际上并没有中断我在洛桑勤勉的学究生活。
我的渴望进步，以及洛桑的学术落后状态，不久促使我要求同几位无缘当面请教的饱学之士进行学问上的通信。三位在巴黎、苏黎世和格廷根的教授，原来并不熟识，是我慕名寄信的；但有一位贝克斯的牧师阿拉芒先生，是我原来的朋友，我跟他保持着较为随便而且有趣的书信往来。他精于语言，学问很好，而最擅长的则是辩论。他那锐利、灵活的论证能力，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技巧，也许还用同样的超然态度，对每一个可能提出的问题支持其相反的两派。他的精神是活跃的，可是他的笔头一直很懒惰。阿拉芒于一七四五年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法国的新教徒们，用种种理由要他们相信，公开的礼拜活动是这个国家独有的权利和义务，而他们中间许多次反对者和叛教者的集会，则是法律或福音书所不允许的；结果这封信招来了许多对他的诽谤和责难。他的笔调很活泼，但他的论证却是华而不实的。要是这个天主教徒可以隐藏在新教徒的面具之下，那么这个哲学家就是用天主教徒的伪装隐蔽起来的。在法国和荷兰经过几次试验，由于他的命运或者由于他的性格，试验遭到失败，一个有可能启导或者欺骗世界的天才，此后就默默无闻地埋没在乡间，与人类生活在一起而不满于人类。“成了隐居乡间的牺牲者，远离人世的村夫了。”每逢有私人或教会的事务召他来到洛桑，我就享受到跟他谈话的乐趣和好处，我们彼此以关心对方相互鼓气。他离去后，我们的通信主要是讨论洛克的形而上学。他攻击洛克学说，而我则是回护洛克的。我们讨论观念的起源，证据的原则，以及自由原理：“无穷无尽，失落在错综复杂的迷津之中。”我同这样一位能言善辩的高手交锋，从中获得了运用哲学武器的若干灵巧技术；不过我还是摆脱不了教育与偏见的影响的。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所以我非常疑心他从来不曾向我显示隐藏在他内心里的怀疑主义的真实面貌。
在我父亲将我从瑞士召回英国之前，我有幸见到了当代最特出的人物。是一位诗人，一位历史家，一位哲学家，写有散文和韵文的各种著作三十个四开本，往往写得很出色，而且始终都是引人入胜的。还需我再说出伏尔泰的名字吗？在他由于自己处置不当、失去了国王中头号人物(7)的友谊之后，当他六十岁那一年，他携带了一份丰厚的财产，退隐到了一个自由、美丽的国家，在洛桑镇或其附近居住了两个冬天（1757年和1758年）。当时我对伏尔泰的评价，是超过他的实际分量的。我想见到他的愿望，很容易地得到了满足。他将我作为一名英国青年，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但我不能吹嘘说另眼相看。我就是这样见到了这位诗人。
他初到洛桑时在莱芒湖畔所写的那首颂歌，“呵，亚里斯提卜的大厦！呵，伊壁鸠鲁的花园！”等等诗句，由介绍我访谒的那位先生偷偷地透露给我。他让我将稿子读了两遍，我把它记在心里。由于我记性虽好，处事却不谨慎，把个抄本流传出去，立即引起了作者的不快。写到这件小小的轶事，我愿意考查一下我的记忆是否有错，可是我发现这首诗的每一行在我的头脑里至今还刻印得字字清晰而且新鲜，因此是自感欣慰的。
我从伏尔泰留居洛桑所得的最大喜悦，是有了个很不平常的机会听到一位大诗人亲自登台朗诵他的作品。他组织了一个上流社会男女的班子，其中也有一些不乏才能的。在郊区尽头蒙雷波地方的一所乡下房子里，修起了一座很体面的剧场。服装和布景是由演员们出钱购办的。剧本作者以慈父的热情和关心指导排演。前后两个冬天，就在这座蒙雷波剧场里，上演了他的悲剧《查伊尔》、《阿尔齐尔》、《朱利默》和他的感伤性喜剧《浪子回头》。伏尔泰扮演了最合他的年龄的角色卢西尼昂、阿尔瓦雷、贝纳萨尔、厄费蒙。他的朗诵采取了旧式舞台上声容壮美和语调抑扬的格式。他表现了诗的热情，而不是自然感情。我的热心不久成了众所周知的了，因此很少弄不到一张戏票的日子。寻求快乐的习惯增强了我观赏法国戏剧的爱好，这个爱好也许降低了我对莎士比亚伟大天才的盲目崇拜，而这种崇拜心理，乃是我们从孩提时代起就作为一个英国人的首要责任培养起来的。
伏尔泰的才智和哲学，他的文章和戏剧，在一个显然可见的程度上改善了洛桑的风气；而我虽然沉溺于书本，却也领受到了我的一份社会活动的乐趣。在蒙雷波的演出之后，有时我同演员们一起吃饭。现在我跟几家人家往来得很熟悉了，而且认识了许多人家；我在晚间通常都是斗牌和聊天，或者在私人的晚会上，或者是参加许多人的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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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韦尔托：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历史家，著有《罗马共和国变革史》等书。
(2)普拉图斯：古罗马喜剧作家，相传写有一百多部喜剧。萨拉斯特：古罗马历史家，著有《喀提林阴谋记》等书。
(3)格劳秀斯：十六——十七世纪荷兰法学家。普芬道夫：十七世纪德国法学家。
(4)帕斯卡：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散文家。
(5)尤里安：古罗马皇帝，新柏拉图主义信徒，即位后就宣布与基督教决裂，支持“背教者”。
(6)贾恩诺尼：十八世纪意大利历史家，以反对天主教著名，著有《那不勒斯世俗史》等书。
(7)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